《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枚特殊邮票的意外走红

　　在2012年中国嘉德春拍“邮品”专场，一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俗称“大一片红”)未发行邮票(新票)，经过20余轮竞价，以730.2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邮票是中国最著名的珍邮之一，存世仅见8枚，其中新票5枚，旧票3枚。这枚珍邮之所以俗称“一片红”，来自于“文革”词汇“全国山河一片红”……

　　最熟悉的“门外的锣鼓喧天”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1968年9月5日，随着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日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此后，各地迅速出版和制作了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的图书和毛泽东像章，品种不计其数。

　　“文革”一开始，各种集邮活动已被说成是“沿袭封资修一套”而停办，各邮票发行局库存的大量历史邮票遭到销毁。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集邮公司也在红卫兵横扫“四旧”中被迫停业。1968年7月1日，这里更名为中国人民邮政北京服务部，出售“文革”以来发行的邮票。

　　“文革”前，纪念和特种邮票的设计和发售，由邮电部党委审查后上报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审批，抄报中央宣传部备案。“文革”时，中宣部“瘫痪”，开始由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审批。

　　1968年9月5日，邮票发行局革委会定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编号为“文14”,设计任务交给了万维生。

　　在年轻的邮票设计师万维生看来，之所以把设计这枚邮票的任务交给他，大概是因为他之前画过类似题材。‘文革’一开始，之前17年来设计的邮票统统是‘四旧’，批判它们是为封资修服务，主管局兵被打成走资派，关进牛棚，负责拟文呈报的同志也靠边站。”万维生回忆，“派到邮票发行局的军代表都是外行。邮票画稿术是按审批程序，而是军代表口头指令”。

　　为了对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万维生决定，这枚邮票就画他“再熟悉不过的门外的锣鼓喧天”。邮票的设计时间很紧张，万维生不时跑到门外站着看会，再进屋继续。那时，“主管发行和印刷的同志都靠边站，无人再给你提供用什么票型”，万维生觉得，这幅作品内容题目大，场面大，就选择了横幅尺寸60毫米×40毫米。

　　万维生和几位同事设计的这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简称《全面胜利》，图案是毛泽东和林彪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群众挥手致意，背景是红旗旗海和悬挂在气球下的标语口号，图案下方书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字样，面值计划出8分和22分两种。

　　邮票编号为“文14”，1套2枚，图案相同，8分面值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为黑色，预定印制1亿枚，22分的“中国人民邮政”字样为红色，预定印20万枚，1968年10月1日发行。

　　“全面胜利”邮票夭折

　　1968年9月27日，就在《全面胜利》邮票正式发行前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当时中国邮票设计发售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除了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只有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领导人参加，江青还宣布不准做记录。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落实关于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的指示。江青在发言中指出：“你们在邮票上印毛主席像，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在北京王府井的集邮公司，是外国人搞特务活动的场所，以集邮为掩护交换情报，你们要立即停止营业。”

　　会议的最终精神是“不能把各种物品都印上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周恩来指出“邮票还是要发行，人民还要进行信件交往，要指导如何设计好邮票。”

　　9月27日当天，邮电军管局下达命令：图案上有毛泽东形象的《全面胜利》邮票立即停止发行。今后也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文”字邮票中以“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为主图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邮票设计大红大绿的潮流也成过去。

　　1969年2月，邮电总局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停止集邮业务的报告》，报告提出邮电总局不再与国外签订邮票合同”，“不再参加国外邮票展览活动”，“国内也不再举办”。由于江青的点名，刚刚开门营业的中国人民邮政北京服务部被勒令停业。

　　出现了两个版本的“一片红”

　　虽然《全面胜利》邮票夭折，但发售庆祝“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邮票的计划并没有取消。邮票设计者和邮票厂工人共同研究，考虑在《全面胜利》原图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他们按照要求去掉了毛泽东与林彪像，改为以工农兵形象为主图，背景添加了一幅中国地图，上写“全国山河一片红”，票幅规格仍为60毫米×40 毫米。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一片红”。

　　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邮票图稿上报后不能接时得到审批。为做到及时配合宣传，邮电部军管会采取了先印出样票再送审的办法，印制了一批横票。

　　1968年10月8日，邮电部军管会向当时的副总理李富春作汇报，这份报告辗转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认为横票过于复杂，建议简化画面，缩小尺寸。“大一片红”邮票仅在票样审批阶段即被否定，并未正式发售。

　　10月26日，万维生等设计者将“大一片红”邮票票幅缩小，改为毫米×40毫米，主图仍为工农中国地图，缩减了标语口号和远处的群众及红旗旗海，去掉了票面下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字样，以地图上“全国山河一片红”作为邮票名称。这是“一片红”邮票的第二稿，俗称“小一片红”。

　　不久，“小一片红”得到军管会同意，于11月25日发行，但不发通知和新闻稿。邮票编号仍为“文14”，1套2枚， 面值为8分和22分，8分面值邮票印制了5000枚，由于邮票后来被停止发售，22分面值的并没有印制。

　　“小一片红”上的地图被指有误

　　由于没有大规模通知宣传，搞发行的工作人员又被关进牛棚，各省局和发售点由不懂行的造反派把持，他们不懂得发行需要统一时间，很多地方接到邮票后，第一时间就开始对外发售。11月23日北京市邮局已经提前发售，共售出500多枚。很多人都在这天买到了这枚新邮票，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陈潮就 是其中之一。

　　陈潮一拿到新邮票，就依据自己的职业习惯开始观察上面的中国地图，他惊奇地发现，这幅地图与当时出版的中国地图在边界线和领土上有很多不符之处，尤其是中苏、中缅边境段，而且没有南海诸岛。他当时猛然一惊，深知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非同一般，于是，他立即向邮电部军管会作了反映。

　　但陈潮写给邮电部军管会的信起初并未被引起注意，于是，他又向“中央文革”反映，“中央文革”马上通知邮电部，邮电部军管会意识到问题的政治性，立即下令停发，回收封存。

　　“小一片红”的地图问题被爆出后，邮电部军管会曾与外交部联署向周恩来呈送过一份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会签稿被收藏于邮电部档案馆。

　　会签稿一方面肯定“这枚邮票发行以后，容易被帝修反利用，造谣污蔑，挑拨我与邻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提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是我国象征性示意图，并没有任何文字标明，任何人都不能以此作为领土边界的依据，故已经印制的邮票仍可发行”。

　　但是很快，呈送报告就得到回复：“今后也不再发行，全部销毁。”“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遂被严厉收缴追查。

　　对于地图问题，万维生后来解释说：“其实当时国内的地图版本很多，有的地图本身就界限不清，邮票设计是艺术创作而不是科学研究，只能抽象地表现，正如画人的五官，不必描到一样。此枚邮票，地图是一背景，不是出地图邮票，是各种推想越传越玄吧!”

　　万维生深有感触地说，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新中国的大珍邮—《全国山河一片红》未发行邮票。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