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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自主,网络拍卖网络司法拍卖的浙江模式

日期:2017年6月12日 16:23

法院自主,网络拍卖
网络司法拍卖的浙江模式

 

“不是说我们最聪明,别人都没想到,而是因为改革都是一步步来的,已经第二个试点了,可以往前走得更远一点。”

浙江高院还将把竞拍前的拍品展示、咨询、看样等环节,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或委托愿意免费服务的互联网公司的方式外包出去,目前已在试点。

网络司法拍卖的模式探索尘埃落定。2016年8月3日,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确认,法院自主网络拍卖,为法院处置财产优先采用的方式。

此前的6年间,全国共有28个省份已试行网络司法拍卖,以重庆模式和浙江模式最为典型。

最早是在重庆,法院将涉诉资产的司法拍卖全部纳入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并于2010年12月启用司法拍卖互联网竞价系统。

2012年6月,浙江法院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跳过拍卖公司,直接把涉诉资产搬上淘宝网进行拍卖。这一做法立刻引来强烈指责:法院不委托拍卖,而是自己搞拍卖,“这是带头违法”。(详见南方周末2012年7月12日《上淘宝——法院搞网拍,冷落拍卖行》)

4年后,最高法院出台的最新司法解释,为各种争议定了调——明确网拍优先,鼓励法院自主拍卖。

改革缘起:企业强烈要求取消佣金

浙江法院尝试“网拍”,最初是为了省钱。试行的4年间,浙江法院通过“网拍”为当事人节约佣金超过18.8亿。

在传统的司法拍卖模式下,参与拍卖的双方都要向拍卖公司支付佣金,按拍卖法规定各自不超过5%。虽然2004年最高法院规定分段付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佣金,但2008年起受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行影响,大量纠纷涌入法院,执行程序中待处置的涉诉财产暴涨后,这一矛盾日益严重。

2011年2月,浙江高院要求全省各级法院下调佣金收取比例,实际降幅36.14%,但浙江省企业家协会和企业联合会仍有意见,认为司法拍卖是执行程序中的一项工作,理应由法院来完成,不应委托拍卖机构拍卖,企业也不应再支付拍卖佣金,并给省里领导多次写信反映。

与此同时,浙江高院也发现,佣金下调后,传统现场拍卖方式存在的拍卖宣传范围窄、参与竞买人少等问题依然未能解决,极端情况下还可能会发生围标、串标、暗箱操作等影响拍卖公平竞价的情形,影响司法拍卖的公信力和法院形象。司法拍卖改革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不是说我们最聪明,别人都没想到,而是因为改革都是一步步来的,已经第二个试点了,可以往前走得更远一点。”

浙江高院还将把竞拍前的拍品展示、咨询、看样等环节,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或委托愿意免费服务的互联网公司的方式外包出去,目前已在试点。

模式选择:第二个试点可以更大胆

浙江高院司法鉴定处处长饶文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重庆启动“产权交易所模式”改革后,他们就去考察了。拍卖师介绍完卖品情况后,竞买人到各自房间,通过局域网竞价。结束后重新聚到一起,拍卖师宣布谁得标了。

“当时我们就想,好像有了网络电子竞价后,拍卖师的工作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饶文军说,他们询问重庆高院,得到的回答是,作为第一个网络司法拍卖试点,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压力很大了。

“所以后来浙江完全省去拍卖公司这个环节,在淘宝网上法院自主拍卖,现在最高法院也认可了这个模式,不是说我们最聪明,别人都没想到,而是因为改革都是一步步来的,已经第二个试点了,可以往前走得更远一点。”浙江高院执行局副局长聂纵说。

法院自主网络拍卖的模式定下后,当时浙江高院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建设一个网络平台,二是选择一家现有的拍卖网络平台。

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当时已有淘宝拍卖,近水楼台,浙江高院就去阿里考察取经,比如,做一个拍卖网络平台需要进行哪些准备。

“结果阿里一开始就比较积极,欢迎法院在淘宝上开店进行司法拍卖,并且愿意提供流量和技术支持。”饶文军说。

他们发现,阿里的技术比较成熟,支付宝为竞买人支付提供了很大方便,在信息安全、服务器容量方面也比较让人放心。最关键的是,淘宝网将司法拍卖摆到了醒目位置,巨大的流量能吸引更多人围观和参与。

于是,自建平台的选项被放弃。

规范治理:从“重灾区”到“零投诉”

司法拍卖从现场转到网络后,最明显的效果是,参与的人显著增加。

2014年浙江高院曾经做过一个调研,截至当年9月,网络司法拍卖每件拍品的平均报名人数达到了5.7人,而之前委托拍卖平均报名人数只有2.5人,增加了一倍还多。

据浙江高院2014年统计,省外买受人占到了总数的28.43%,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聂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本省范围内跨地区竞买的,比如金华的人竞买一辆杭州法院拍卖的车,这样的就更多了,只是没有统计。”

参与的人多了,成交率和溢价率随之上升。

2016年上半年,浙江省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共完成10586件拍品的拍卖,全省网拍率为99.99%,成交率为92.20%,平均溢价率48.32%,比传统委托拍卖分别提高16和26个百分点。

司法拍卖曾经是执行行为失范“重灾区”。最意想不到的效果是,试行4年间,浙江高院实现了拍卖环节腐败违纪的“零投诉”。

饶文军说,投诉仍有,但都是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咨询拍品情况时电话总没人接,还有人说受黑客攻击没法出价,或者运营商信号不稳定导致出价失败等等。廉政方面的投诉一件都没有。

淘宝拍卖(现“闲鱼拍卖”)负责人卢维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拍卖过程中,竞买人信息以随机生成的竞买号替代,任何人均无法知晓竞买人身份信息。这种机制下,法院工作人员的廉洁性也就得到了更好保障。

“之前在极个别地方的司法拍卖中曾发生过这样情况:如果有人想要这个东西,就跟拍卖公司或者法院的人联系好,把拍卖地点放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公告时选一个符合要求的又最没人看的报纸,在角落里登个消息。浙江以前的司法拍卖总体比较规范,基本没有听说找人控制现场、围标的,但黄牛也一直有。基层法院也普遍反映,委托拍卖时,总有人到法院打听‘内部消息’。”饶文军说。

饶文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网络拍卖最大的改变是,信息公开覆盖范围广泛。过去拍卖前公告,基本都是在地级市一级的报纸刊登,看到人有限。改到淘宝网之后,所有登陆网站的人都可以看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职能转变:向社会购买服务

法院自主拍卖后,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法院工作量的减少。

除了主持拍卖过程,传统委托拍卖过程中,拍卖公司还负责对拍品状况的调查、核查,以及接受竞买人的咨询和现场看样。

在浙江高院看来,这部分工作完全可以通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或者委托一些愿意免费为法院提供此类服务的企业来实现,这已经在省内法院开始试点。

此外,饶文军还认为,有必要对竞拍前的评估环节进行改革。比如,在可以依托网络大数据分析的情况下,那些明显具有商业价值的拍品,是否一定也要进行评估?

“最典型的就是商品房产。每个房子值多少钱,从它所在的区域基本就可以估计出来。但在现在的制度下,评估费和评估价格挂钩。有些时候流拍是因为评估机构为了利益虚报价格。另外就是拖长了执行时间,一般评估都要个把月,一周内能出来已经非常难得了。”饶文军说。

 

由司法拍卖网络化说开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规定,自2017
年1
月1日起,司法涉诉资产拍卖由网路平台实施。本人在感叹拍卖行业失去根本阵地之余,更多的是对当下国家关于推崇互联网政策的叹息。
   互联网起源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是将N个局域网络连接在一起,而形成了全球性的网络互联。互联网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不必列举。但是以本人之拙见,互联网的发展在于社会层面,不在于政府层面。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催生了大批以互联网为支点的企业,这是社会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政府要做的是对其的规范和管理,而不是推崇。在这里政府扮演的应该是引导和管理者,而不是推销员。我们就事论事的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化,忽略一个成熟的平台和行业,信任一个处于探索阶段平台和行业,这本身就人为干扰了经济秩序,并鼓励垄断。何况还和现有的法律相违背。
   我国当下大力推行互联网工程,以至于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频频出现"互联网+",将这种平台推向了极致。这种将一种产业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是没有的。而且这种是平台及其危险的,是把双刃剑。我不相信那些经济学家们不知道世界互联网是怎么回事。全球互联网怎么构成的?全球互联网共有13个根服务器构成,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十二个辅根服务器中,九个也在美国,两个在欧洲,一个在日本。这十三个根服务器均由美国控制。海湾战争期间,美国首先使用根服务器将伊拉克踢出世界互联网,关闭其通讯卫星,使伊拉克与世隔绝。中国虽然不是伊拉克,有自己卫星群,但是全球互联网却是用的别人家里的,别人随时可以收回你所大力推崇的这种平台。当中国经济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时,那就及其危险了。因此,互联网只能当做经济发展的一种辅助工具,如果本末倒置,那么吃亏的最终是对这种神器被动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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